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我”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单/复数第一人称在企业道歉中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沟通中,人称称谓会影响沟通的效果。但是时至今日,营销学界中对沟通中单/复数第一人称称谓影响进行的讨论仍凤毛麟角。基于刻板印象理论,本研究通过四次实验验证了单复数称谓与品牌犯错类型之间的交互效应:当品牌犯下能力相关错误时,相比使用复数第一人称进行道歉,使用单数第一人称进行道歉效果更好;而当品牌犯下道德相关错误时,相比之下使用复数第一人称进行道歉效果更好;拟人化感知中介于此效应。本文推论,相比于复数称谓,单数称谓会激发消费者拟人化感知,这会启动消费者对产品的人类刻板印象理解,从而对产品不同层面(能力/道德)的改进可能性产生不同期望。本研究拓展了沟通风格以及拟人化等方面的理论深度,同时为企业危机处理提供了操作性的建议。     

后危机时代食品安全的伦理叩问及救赎

当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人本能的伸展与人欲的扩张,使人们既产生了对“得”的无奈,又感受到“德”的失落。后危机时代食品安全的伦理叩问表明,中国的食品安全已凝成一盘棋局,没有一个人是孤岛。食品安全的自我救赎,既要将“道德进步”的坐标置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时间轴上,进行个体理性精神的重建,更要面对一个基于“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救赎过程,运用公共理性进行价值的反思。     

基于可变强度跳跃-GARCH模型的资产价格跳跃行为分析——以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数据为例

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地震等突发事件不断冲击着我国金融市场,各类资产价格频繁出现大幅跳动,收益风险短期内急剧扩大。鉴于此,本文构建了门限效应下状态变量依赖自回归强度跳跃-GARCH模型（简称TSD-ARJI-GARCH模型）来探讨股票资产价格随时间平滑波动和大幅度跳跃的双重特征。该模型扩展了现有可变强度跳跃-GARCH模型,克服了片面强调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局限性,既允许跳跃强度受单个资产异质因素的内生驱动,以刻画跳跃变化的时变性及集聚性,也考虑了外部状态变量影响的门限效应。通过对不同类型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模型对各类上市公司股票资产价格跳跃特征都具有较好的辨别和预测能力,可为动态监管金融资产的跳跃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碳减排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五大生产部门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西部地区目前处于西部大开发第二轮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基于1999-2010年西部地区五大生产部门的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以探寻西部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经济规模每增长1万元,CO2排放平均增加2.97吨。其中,运输业经济规模的边际CO2排放量最大,是最小的商业的10.65倍。(2)平均能源强度在12年间下降24.67%,但运输业的能源强度呈现高位缓慢上升趋势。(3)能源结构重型化略有加重。其中,工业和运输业的能源结构重型化最为严重,但均呈现高位上升趋势,尤其是工业,其碳排放密度效应最为显著。(4)经济结构重型化处于加重阶段。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CO2排放平均增加4.89MT(百万吨)。     

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的沙盒模式——兼评中国相关地方立法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一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交通领域运用的代表,方兴未艾。一些国家和地区目前也将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盒”运用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我国也借鉴了这种监管模式。运用比较法对相关领域的沙盒模式进行考察,并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发现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沙盒模式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以下缺陷：监管风格的保守、公众参与和透明度的缺乏以及配套责任制度的不完善。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沙盒模式的法律规定需要我国在今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后续在统一立法时予以改进和完善。     

商品化率对化肥用量的影响拐点及其减量政策含义

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理论,构建农产品商品化率影响农户化肥施用量的理论模型,以阐明商品化率对化肥用量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产品商品化率对农户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二者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转折的临界点为69.15%;(2)稻谷商品化率低于69.15%时,土地细碎化和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化肥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土地均分制造成的土地细碎问题和家庭经营重心转向非农活动是引发低商品化率农户短期行为的诱因所在;（3）稻谷商品化率高于69.15%时,服务外包和土地经营规模对化肥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参与农业分工和开展农地规模经营能够激发高商品化率农户的长期行为。基于稻谷商品化率拐点前后的减量影响差异,认为低商品化率农户是化肥减量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引导其减量的策略在于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同时为机械化等节约人工的作业破除障碍;高商品化率农户的减量策略则在于鼓励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支持有交易能力的农户参与农业分工。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anel Data分析

研究表明,FDI对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且表现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西部地区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下一步应在全面深化经济发展改革,营造外商直接投资良好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FDI的引进和利用中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我国农业保险监管中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农业保险发展中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状况,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运用利益冲突与平衡理论。我国农业保险监管中存在监管机构、农业保险人、投保农户等多元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激烈的利益冲突。为了实现农业保险发展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我国应当从利益产生、利益表达、利益激励、利益保障等方面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监管机制。     

湖北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形归何处——基于湖北省1985～2010年四大污染指标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EKC理论,选取湖北省1985～2010年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粉尘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使用Stata/SE12.0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各指标的曲线形状不一定是倒U型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改善,而是会受环境政策,产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印证湖北省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环境政策支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